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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寻找战争年代失踪的爷爷 照片上的那人身穿长衫，浓眉大眼，脸上露出坚强和刚毅。他原名吴清和，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坚，化名孟华。他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出生于1901年，出生地是原跨塘乡娄江河南面的一个名为吴千浜的村庄。直至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在这里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吴千浜这个村庄才在版图上消失了。 我爷爷吴坚是个读书人，有文化，个子不高，但长相英俊，在村里的私塾里教书，当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大量地阅读了进步书籍，并结识一群进步青年，其中还有苏州的地下党员，如陆步青、薛白雪还有常熟《石梅报馆》的洪深。在他们的影响下吴坚加入了苏州地下党组织，并在苏州一带开展活动，其中陆步青等人后来还牺牲了。爷爷吴坚还以孟华为笔名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天堂中的地狱》，反映的是当地农民苦难的生活情况。1937年，根据地下党的安排，吴坚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表哥邱右泉染坊厂的帐房，这家厂在上海牛庄路上，吴坚就以帐房先生的身份暗地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大约一年后，我爷爷吴坚突然回家，他对奶奶说：自己要离开上海，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去很长很长的时间。奶奶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只得实话相告，他已经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员，奉上级之命，要带领一批进步青年投奔到延安，这次回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筹集一笔资金，他告诉奶奶已经向表哥邱右泉借了一笔钱，但还是不够，他对奶奶说家里有多少钱就拿多少，奶奶对于爷爷告诉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她一点都不感到吃惊，她早就听说自己的丈夫不是一般人，有人告诉她，说自己的丈夫跟太湖上的游击队有联系，还私运大米给他们，平时她也看到丈夫好像有什么事瞒着她，她也不便多问。这次爷爷亲口告诉她，一切都属实了。但奶奶还是不禁为爷爷的安全担心起来。现在爷爷开口要一大笔钱，奶奶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但是爷爷还是感到不够。 当时我们家看上去很气派，房子是一幢清代建筑，看上去也是大户人家，三道园堂四道厅，园堂垫着古凳石，大厅里铺着大方砖，房顶是青砖花边瓦。家里也有好几亩地，还有几头老黄牛。但爷爷的父母死得早，在爷爷五六岁时父亲就不幸落水而离开人间，接着母亲也在悲伤中随父亲而去。是爷爷、奶奶把他抚养长大的。我爷爷吴坚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能拉一手好胡琴，还会扭秧歌、打莲葙、弹琵琶，是一个“文艺青年”了。每逢村里有人家结婚办喜事，他就去当宣卷，每当地方上办庙会，他就去拉胡琴、扭秧歌。每年春节他去卖春联，凭着自己的多才多艺和勤奋努力，吴坚为这个家带来了一笔笔收入。现在奶奶交给他的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靠卖艺得来的。现在爷爷需要钱，奶奶就毫不犹豫地都拿了出来。现在爷爷需要钱还不够，奶奶只得向村上的大户人家去借了，同时她将自己结婚时的首饰交给了爷爷，让他变卖后换现金。我爷爷吴坚拿了一大笔资金就匆匆离家了。离别前，他深情地看着妻子和孩子们，他要奶奶好好照看好三个孩子，自己会和家里联系的，他还会回来的。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就在家里人日思夜想他时，我爷爷来信了，他告诉家人，自己从上次（1938年农历8月）离开上海后，带领着三、四十名进步青年乘船到达香港，经广东、广西、陕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现在在二分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将奔赴抗日前线，此时家人悬着的一颗心才安下心来，后来爷爷也断断续续与家里人保持通信联系。我父亲收到爷爷最后一封信的时间是1944年——1945年间，发信地址是河北静海县陈庄镇寨头村。从此我爷爷便有家人失去了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奶奶和父亲相继故世，奶奶去世时留下遗愿：林泉啊，你要寻找到爷爷，让他叶落归根，我就巴望着这一天。同样父亲去世时也是这句话。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后，我自己开办了肉食品加工厂，生意一直做得很好，我经济宽裕了，就走上了寻找爷爷的漫漫征途，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寻找近半个世纪的从未谋面的爷爷，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寻找爷爷如何着手呢？这是摆在我面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只能从己知的线索中着手。爷爷离开上海后，投奔的地点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还有我多次听父亲说过，爷爷是肖克部队的，在冀东地区作战。自己还到徐州探望同村的吴刚，他是和爷爷一起出走参加革命的，他也多次说自己爷爷在冀东地区作战。所以一开始寻找爷爷，我就不断地写信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当地的烈士陵墓、还有冀东一带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的省、市档案馆，以及中央军委的有关部门。爷爷喜欢文艺，二胡、琵琶、笛子、扭秧歌样样行。说不定到延安成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这样想的，我的父亲生前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我翻阅了大量有关“抗大”的历史资料，看到贺敬之、艾青、林铭纲、葛兰英等都在“抗大”学习过，我想说不定他们中有人跟自己的爷爷一起学习过，或者认识爷爷。于是我就分别给这些老文艺工作者写信、询问，是非认识一个也在“抗大”学习过的吴坚？大量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了出去，更多的是石沉大海，也有的回信只有短短的四个字“查无此人”。同时我也收到了“抗大”纪念馆的来信，信上写道：“抗日军政大学是有一个吴坚的学员，但是毕业后的去向，纪念馆没有资料。”在收到此信不久，我收到了艾青、葛兰英、林铭纲等老文艺工作者的回信，葛大姐连着回了两封信给我，使我深受感动。而林铭纲的回信使我眼睛为之一亮，林铭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离休后是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信上说：“1947年秋，我在华北联大（河北束鹿）见到吴坚，他教我们打腰鼓。”林铭纲同时建议我与解放军艺术学院联系，因为他听说这个吴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 经过与解放军艺术学院联系，我大喜过望，这个吴坚是苏州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现在大连艺术学院帮助教学。我马上写信给大连的那个吴坚，不久大连的吴坚回信了，以下是大连吴坚的回信：“你讲的情况跟我很相似，但是十分遗憾，我虽然是苏州人，确不是你们的亲人。我现在只有65岁，是1921年出生的，家住阊门外渡僧桥，现在尚有亲戚在苏州。我是1931年离家的，当时只有12岁，36年参加革命，37年参加红军，去延安抗大，以后分配搞文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所以冀东没有联系过。”信的最后还写道：“有事多多联系。” 收到信后，我的第一个反映竟然是爷爷不要我们了，他重新组织家庭怕我们干涉他的平静生活，他有顾虑。我想，他不肯认我们，我站在他的面前，看他怎么样？于是我邀上同村的建忠，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乘火车来到了海滨城市大连，我们无心顾及面前这美丽的风光，在火车站乘上出租车，直奔大连艺术学院。在大连艺术学院，有关人员告诉我们：来自北京的吴坚结束了在这里的教育任务，已经回到了北京。一不做二不休，我决定从大连乘火车马上到北京。在北京安德里北街23号总政干休所，当我说明来意，干休所的领导遗憾地告诉我，吴坚同志刚刚故世。2009年，当我联系上北京吴坚的家人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在他们居住的旅馆里，吴坚的两个儿子来看望了我，两人说，自己父亲说的是实话，所以很遗憾。 吴坚的大儿子还提供了一个信息，他说，甘肃也有一位老文艺战士也叫吴坚，是省里面的一位领导，具体情况你可以向甘肃老干部局询问一下。于是林泉回苏后就跟甘肃老干部局联系，联系的情况是：甘肃的这位吴坚是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是甘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但是在前年就去世了。我于是同甘肃的这位吴坚家属取得联系，家属回信告诉他，自己丈夫是河南孟县人，并非是江苏苏州人。后来我从网上邮购了甘肃这位吴坚写的回忆录，厚厚的一本，里面有很多照片，有吴坚工作照、有家庭的生活照。我拿出自己爷爷年轻时的照片与这本回忆录里的照片细细比较，两人都是四方脸，厚嘴唇，眼睛很大。于是我再次与甘肃省老干部局联系，甘肃方面的来信再次认定吴坚是河南孟县人，并非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两个吴坚经历跟自己祖父差不多，都是从抗大毕业，都是喜欢文艺，一段时间内我心里很矛盾、也很缠结。 正当我感到进退两难时他看到《故苏晚报》上一篇报道，说的是苏州人连光荣同志历经三十年的努力，终于破解爷爷失踪之谜。原来连光荣爷爷三十年代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名成员，在一次护送中共一位重要领导同志时光荣献身了。于是我结识了连光荣，我称他为连兄。我在连兄的帮助下，了解到现在内蒙古赤峰市老干部休养所的革命老人何益贤在一篇回忆录的文章中提到冀东军区16军分区卫生处长吴坚，同时我还在孙炳华等其他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冀东军区16军分区卫生处长吴坚，文章中还说到混入革命队伍的敌人暗中多次想杀掉吴坚。经过多次上网查找，何老还健在，现在已经是88岁高龄了。我和连兄决定马上去见他。我们两人就从上海乘飞机到内蒙古赤峰老干部休养所找到了这位老人，老人看到照片后说，这是我的战友，这是你的爷爷。至此我才明白，原来自己的爷爷是军队的医务工作者。老人虽然不知道我爷爷后来的去向，但是对于了解爷爷后来的一些情况有帮助，因为老人告诉我，你爷爷的部队是第四野战军冀东军区的。 后来我在网站上购买了三套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资料汇编》，我对照爷爷21岁时的照片，一眼就认出其中几张合影中就有爷爷的身影。根据书中记载吴坚当时已是军区的卫生部副部长了。我把书寄给何爷爷，何老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一排左面第一人就是你爷爷。我与北京军医出版社联系，希望能从那里了解到爷爷的一些情况，但出版社告知主编高恩显将军已经故世，无法提供其他作者的情况。现在我还在寻找爷爷。 作者：吴坚之孙吴林泉 |
